我不是对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不过，或许我可以提出一些解构性的看法供参考。
就儒家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可能是混淆的。与其说是开启绿色光芒中心，或许说使用橙色、黄色光芒中心更为恰当，其中有部分向绿色光芒的过渡，但是不是全部，因此经常处于一种游离或者混淆的局面。
1.儒家思想历史发展的简述
儒家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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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时期：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中由孔子创立，接着由孟子等人进一步发展，确立了儒学核心为"仁"的道德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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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至唐代：西汉董仲舒采纳了阴阳五行的观点，提出"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被汉武帝用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魏晋时期则进一步向黄老之道的消极面迁移，该迁移趋势在唐朝时期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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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至明代：宋朝时期儒学以程朱理学取得了质变，随之在明朝时由王阳明的心学取得理学的对立面。
2.儒家的思想形态的奠定与变迁
2.1.早期儒家思想的"仁"与橙色、黄色、绿色光芒
在儒家发展的最初，其核心要义"仁"被奠定，"仁"本质上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有条件、有限度的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可以看得出，若用光芒系统来审视之，或许以上推己及人的观点，处于从黄色光芒前往绿色光芒的过渡中。这一种状态可能是一种摇摆态（未作出选择），这就奠定了儒家观念保守的基调。
在先秦时期，就我极其有限的历史了解来看，儒家并非唯一触及绿色光芒的思想群体。比它走得更进一步的是墨家，所谓"兼爱、非攻"的理念，应当辩驳无疑的彰示了绿色光芒（普世大爱）的意义。该普世大爱区别于"仁"，或者说相对于"仁"取得了质变/蜕变，从而不是摇摆态，而是抵达了绿色光芒。
但是墨家并不看重橙色或黄色光芒（个体与集体的权力变貌），因此它不会被统治阶级所选择，毋宁说或许正是因为它的这一特质，使得它在古中国的历史早期中惊鸿一瞥，随后就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因为古中国的历史是封建帝制不断集权的历史，因此必然排斥墨家。
相反地，儒家之所以能够被统治阶级所选择，正是其混淆的特性。所谓"仁爱"，是一种有限度的爱，或者说有条件的爱，由于这种"仁"的推己及人的特性，使得这样的仁爱天然就具有一种次序的规定。这一种次序的规定性，可以被权力变貌所利用。除了上面两条引用反映的推己及人之外，该次序规定还反映如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
由此看来，儒家早期形成的核心观念"仁"，由于其推己及人的特性，出现出向外依次递减的放射状特性（同时阶级不断上升），因此将天然与封建权力秩序相匹配。
除此之外，从所谓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孔子创立儒学思想体系，本身就是在春秋旧有社会秩序不断崩塌的情况下期望恢复周礼的产物。虽然历史并没有如孔子所希望的那样倒退回周礼下严密而繁琐的旧有秩序，但是儒家思想由于这一与权力次序匹配的特性，仍然在后续成为了专制帝国统治古中国的文化根基。以至于儒家思想整体上开始稳定在橙色光芒与黄色光芒的振动形态，或许只有少数实体能在儒家思想形态下通往绿色光芒。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2.2.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与从红/橙/黄色光芒直接开启靛蓝色光芒
中国人很早就有宇宙天地万物与人自身交互感应的观点，这或许在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在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献策，提出了整合了的"天人感应"观念，附会道家等学说，认为各种天灾与人事（主要是道德行为）息息相关，进一步强化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的观点，作为人间的至尊专制统治者，天子将在一个隐秘的层面与上天合一。这样一方面对君权有所制约，而另一方面则为君权披上了神秘的威能。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一个世俗君主与一个思想形态的交易上可以看得出，在这里橙色光芒（皇帝个人权威）与黄色光芒（儒家士大夫集团与天子的共治）是剧烈显化的。因为在这里达成了儒术这一思想形态的独断，而这一思想形态的独断使皇帝与儒家士大夫集团的统治受益。
[32.2]Ra: 我是 Ra.橙色光芒是心/身/灵在个体的基础上表达影响或权力的振动型态. 因此凌驾(其他)个体的权力可以被视为橙色光芒.
…
黄色光芒是个焦点的、非常强而有力的光芒, 它涉及该实体与群体、社会或大数量的心/身/灵复合体的关系. 这个橙色——我们更正自己——这个黄色光芒振动位于敌对行动的核心, 在其中, 一个族群的实体觉得有正当需要去主宰其他群体, 并迫使他们的意志向主人们的意志屈服.
而如果有一些皇帝或士大夫的权力统治者可以通过这样的独断式"天人感应"思想形态来引导某种隐秘的神秘力量（因为此时是有可能穿上魔法人格的），那么，就有可能通过红/橙/黄色光芒直达靛蓝色光芒。该模式并不包含绿色光芒的普世大爱，而只是由红/橙/黄色光芒构建的自我执行对整个宇宙与真我的理解。参考以下资料：
[47.4] 发问者: 你刚才说第四负面密度少了蓝色?
Ra: 我是 Ra. 让我们进一步澄清. 如我们先前所述, 所有生命都有着一切可能振动率的潜能. 因此绿色与蓝色能量中心启动的潜能当然也精确地存在于它必须存在之处[在一个爱的造物中]. 然而, 负面极化实体获致收割的方式是借由极度有效地运用红色及黄色/橙色, 直接移动到靛蓝色大门, 通过这个智能能量的管道带来智能无限的内流.
在儒家思想形态下，我无法找到任何这样的实体存在证据，但是儒家思想形态外，或许成吉思汗是个可以参考的对象：
[11.13] 发问者: 谁去了猎户星团?
Ra: 我是 Ra. 你们所知的成吉思汗.
[17.25] 发问者: 塔拉斯·布巴, 成吉思汗, 与拉斯普廷是如何在收割时期之前就得以被收割?
Ra: 我是 Ra. 对于那些有意识地开启通往智能无限之大门的实体们, 选择他们离开这个密度的方式是他们的权利/特权/义务. 那些达成这个权利/义务的负面导向实体, 通常选择向前移动, 继续他们对于服务自我之学习/教导.
2.3.程朱理学与绿色光芒中心的彻底封闭
儒家发展到宋代时，程朱理学则彻底地为主流儒家思想体系封死了心轮。
“存天理，灭人欲。”——二程与朱熹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程颐·二程遗书
无论儒学家们如何解释这个"人欲"的范畴是什么，如何舞文弄墨地协调所谓的"天人合一"关系，这个"灭"字都直接表明了对人的阴影面的不接纳。这里面没有对具体的人的接纳。
于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成为了该思想形态彻底丧失同理心的证明。他们并不在乎真实的人，他们只在乎那个抽象的"理”。如此反人类的观点，理所当然的成为皇帝与文官官僚集团拿来镇压人们追寻真正自我的统治工具，成为一道施加于古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形态与道德秩序的桎梏。
因此，在明朝时期，王阳明提出了所谓"心学"，作为对理学的否定。并且可以沉思这里"心"学与"心"轮的相关性。
3.儒家思想形态下开启绿色光芒的尝试及其局限
不过，在这样的思想桎梏下，仍然有许多仁人志士尝试开启绿色光芒中心，除了上述王阳明的"心学"，也有其它的人。
例如初始讨论贴中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该评论背后反映的精神则是将自身谦卑地至于末位，希望整个群体（所谓天下）能够好。
以及：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四句
但是不难看出，在儒家思想形态体系内，一切凡此种种的或议论，或抒情，都其实将自己置于一个"圣人"或者"青天大老爷"的神像之内。天地的心需要自己去立吗？而劳动人民的命不是由劳动人民自己争取来的吗？潜意识里还是将百姓看作了没有自由意志的实体，需要一个"精英群体"带领他们走出困境。但是从后续历史来看，最后那些"精英群体"也并没有完成这个带领，一切胜利的果实最终都是由全体人民一同努力流血争取得到的。相反地，任何"精英群体"最终都变成了吸食人血的寄生虫，无论他们嘴巴上说得多么高尚伟大。
因此，这就是儒家思想形态试图再次开启绿色光芒的尝试与局限，它感知到了黄色光芒向绿色光芒的过渡，但是始终无法接纳其它自我（与自我/其它自我的阴影面），这一点可以在是否承认其他自我的（尤其是相对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较低者）自由意志上可以得到检验。承认的范围有多大，就能多大程度上开启绿色光芒，当彻底接纳自我/其它自我的光明面/阴影面，接纳每一个实体的自由意志的正当性时，或许此时绿色光芒中心将畅通无阻。
由于儒家在"三纲五常"的思想观念（伴随着古中国封建社会现实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权的显化）下无法作出这样的突破，因此在绿色光芒相当有限，于是不得不退回黄色光芒/橙色光芒中（成为圣人或救世主，或者发出这样的愿景），骨子里还是瞧不起一般人或者说百姓的。当然，这样的思想形态也进一步下沉，在非士大夫阶级的平民社会中，则成为了父权制、族权制、家长制作风以及与之适配的思想形态，它们同样是绿色光芒中心有限或者封闭的结果。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见得正确。最后在传统文化氛围中，也引用一个诗句作为结尾吧：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 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二
要对人类自己有信心。不仅是对自我有信心，也是对其它自我有信心。同时接纳自我/其它自我的光明面/阴影面，于是畅通无阻地最终开启绿色光芒。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一点。